李亮节：坚持以津味儿文化创作音乐作品

另一个是个人对别人的影响，也就是个人在公共领域里的行为，两个方面具有连续性，这也是内圣外王的一个基本涵义。

由此表明，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性日生日成意味着：德性良知作为儒家传统的绝对主体性的根据，不再确证传统的宗族或家族的绝对主体地位，而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的依据，确证着个体的绝对主体性。[1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页。

[17]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不过，基于不同的思想传统，中西思想家所确证的个体主体性不尽相同，而体现出各自民族的特殊性。对此，儒学传统的自由观念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的移古作今。（2）爱己意味着个体具有独立价值，仁爱流行是为每个个体的价值得到实现，这表明个体是现代社会的家、国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

[20]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0页。[②]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总序》第22页。此外，由于生活的衍流变化，中国自由观念不仅呈现出由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而且还在续写着由现代向后现代发展的可能，继续丰富着自身的民族特质。

另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著作中也体现着这种古代人的自由。所以，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德性的呈现就是主体的自由，德性自由也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的自由。牟宗三提出发展健康的自由主义。家族随之成为新的社会主体，享有社会权利并掌握政治权力，也即成为自由的享有者。

人作为主体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践履具体的德行，而且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德性，也就是本体论上的普遍主体性。（一）王权时代自由观念的特质：宗族自由 中国的王权时代是前轴心时期的春秋战国乃至西周之前的时代。

现代性生活方式是以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取代了前现代的家族，而核心家庭与传统家族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是以独立个体为基础而组建的家庭模式，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于社会权利的分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非家庭。在此，为了更突显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笔者对照着西方自由观念的民族性来论述。宗族社会就是依靠血亲纽带形成家-国-天下同构的宗法等级社会，其中最大的宗族就是天子为代表的王族。随着儒道合流发展，德已成为至仁至真的统一体，这在魏晋玄学中就有突出的体现。

这就是说，自由的时代性与主体的时代性是一致的。基于此，我们也就获得对中国自由观念的恰当理解。所以，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交汇在本源意义上就是指此时此地的生活。一方面，中国自由观念乃是德性自由而根本不同于西方的理性自由，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而且他们也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整个家庭。毋庸置疑，现实的自由总是某种主体的自由，因为唯有主体才享有自由，而非主体无自由。

二、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 鲍桑葵曾说哲学如果失掉了它的民族性格就会失掉它的某些本质，[①]具体到自由观念也是如此。据此而言，正是当下生活使民族性与时代性成为可能，因此，理解当下生活也就是我们理解中国自由观念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先决条件。

由于其民族性与时代性皆源于生活本身，因此，唯有立足当下生活才能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自由观念。皇族作为最大的家族自然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各级士大夫家族按其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变迁的时代性概念，呈现为从前现代的王权时代、皇权时代，到现代的民权时代的历史变迁，故而，中国不同时期的自由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质。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当今西方的理性自由观念不仅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而且面对由其导致的现代社会弊病也无能为力。而时代性表明中国自由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总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相适应，也就意味着中国自由观念总是基于此时的。事实上，这一时代特质更深刻的体现在个体自由的本体依据中。

所以孔多塞直言：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另外，佛家主张去执、道家强调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主张绝圣弃智则认为理性认知不但得不到自由，而且根本是一种自我束缚。

所谓场域作为一种自行敞开的境域，其实就是我们身处其中，却又浑然不觉的生活本身。在此，笔者首先要从民族性和时代性维度上对中国自由观念的特质做一番澄清，进而探究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是如何可能的，以期找到恰当理解中国自由观念的思想途径。

秦汉以降，封建废而大宗之法不行，则小宗亦无据依而起，于是宗子遂易为族长（《方氏支祠碑记》）[20]，族长所管理的不再是宗族，而是家族。[④]康德虽然提出不同于纯粹理性的实践理性（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作为普遍立法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⑤]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理性公设，所以他才说：善良意志只有为有理性的东西所独具。

由此也可以说明以个体自由为基本立场的自由主义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既不偶然的，也不个别的。[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现代新儒学则接着传统德性自由观念讲，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德性形上学（如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为现代政治自由提供本体依据。从此也确立了西方自由观念的理性主义基调。

[⑨]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我们知道，儒家之德是仁爱之德，如孔子就以仁为总德，孟子在性善论中延伸性提出仁、义、礼、智四德。

所以，以拒绝西方自由为理由否定中国发展现代自由的合理性，根本是不理解中国自由观念的时代性。例如，汉儒董仲舒不仅提出以三纲五常为原则的制度建构来维护家族自由，而且还以意志之天为根本之道作为家族自由合理性的最终来源，所谓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22]），据此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玉杯》[23]）保障皇族自由才符合天道。

这一点从严复以群己权界论来翻译穆勒的‘On Liberty就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开始将自由的理解为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划界问题。也就是说，宗族群体乃是王权时代宗族社会生活方式下所认同的价值主体。

则免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罚，拘囚搜检耳。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非超越性的，因此，自由观念也都有其民族性和时代性。[⑩][宋]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蔡元培就曾特别指出：梨洲、东原、理初诸家，则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之先声。

既然民族性表明中国自由观念并不同于西方，而是保持着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那就意味着中国自由观念总是立足于此地。所以，我们对自由的言说也无法摆脱身处其中的民族和时代，就如同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的皮肤。

[②]笔者认为，一切自由观念都源于存在本身，也即生活本身，而生活本身并无分别相，且衍流不止。佛教也通过与儒道的融通，实现了佛教之德与儒道之德的合一，特别是禅宗所讲的心性本觉，佛性本有，就是通过发挥先验心性的领悟作用而成佛，而成佛也就实现了德的圆融。

据此而言，时代性与民族性恰恰是我们解读一切自由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1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